風險、穩定、卓越，順序不可逆。

【第二部】數位經濟的發展模式

第４章 物以稀為貴

歷史上，勞動市場的命運，一向取決於一個關鍵因素，亦即要看勞工這項生產要素是否短缺或充裕。

事後證明網路熱潮中的創業者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多：從一九九六到二ＯＯＯ年，矽谷的創業比例低於美國經濟其他領域。
當時大公司的勞動條件實在太舒服，跳槽或創業都不那麼有吸引力，因為勞工極度短缺。

創業率較低是因為資本比不過勞工，資本並不稀少，但勞工比較少

但勞工不是科技繁榮的最大贏家，土地才是。
事實上，在繁榮時期當地居民是淨流出的。

把人趕跑的因素是比勞工短缺更強大的稀少性：住房。

因此，一九九Ｏ年代末的灣區經濟，勞工異常稀少，也因此獲得相當大的報酬。
房屋更稀少，屋主得到的報酬更大。

要了解勞工的困境，了解稀少性的經濟角色很重要。

• 稀少性在經濟史與經濟思想裡的意義

當要探討經濟成長所產生的最大報酬歸哪一個經濟參與者，稀少性扮演決定性的角色。

李嘉圖認為，在快速成長的經濟，食物供給經常承受壓力，土地是稀少要素。
當食物的價格漲到要運用更多的土地耕種作物時，勞工會落得將愈來愈高比例的工資交給地主，地主因而賺得大筆意外之財。

此意外之財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經濟租（rent）。
這是一種經濟利益，此利益會歸諸某人，不是因為他做了任何有價值的事，而是因為他剛好掌控人們需要的稀少事物。

在勞工過多的世界，勞工的經濟力低得可憐。
因此勞工會接受愈來愈縮小的收入比例，在重要的經濟決策進行時也愈來愈沒有聲音。

• 引發勞動力短缺的因素

勞工偶爾會因獨特的歷史因素而短缺。

人為的勞動供給也許只能透過排除某些有意進入的勞工族群，歷史上，勞工的力量往往是建立在排除外來者之上。
這種排外通常代表歧視。
歧視可明顯源自許多不同的動機，任何有系統地排除政策通常核心都是經濟考量。（限制勞力供給，藉以影響價格）

歧視引發各種形式的人為稀少性，其中最強大持久的是來自國界所創造的。

移民通常不會讓移入國的勞工情況變糟。
長期而言，大量的移民能提供經濟活力，讓經濟更有復原力更有彈性——不斷吸收一波波新移民的勞動市場，通常會更善於為那些勞工找到經濟利基。

雖然移民能為整個社會帶來長期的益處，不難了解為什麼各種人通常都偏好嚴格的移民限制。

勞工也會建立行會、商會和職業協會，聯合起來實現人為的稀少性。
這樣的組織被認為是與其他生產要素（土地或資本）的所有者相抗衡的重要力量。

但過去一個世代，多數富國的工會密度穩定下降，有時甚至是急遽下降。
工會的比例愈來愈少，一部分是技術變革與全球化的副作用——這使得低技術藍領勞工的經濟角色愈來愈不重要，
另外也受到政治變遷影響：在一九七O年代與八O年代，重視自由化的政治人物認為，
削弱工會權力可改善成長不振的問題，尤其是在英語系國家。

• 稀少性的政治效應

亞當．斯密在《國富論》裡提出深刻的見解：

我們很少聽到雇主的結盟，但常聽到勞工的結盟。
但任何人聽到這種說法後，若以為雇主鮮少結盟，其實是對這個世界和這個主題都一樣無知。
任何地方的雇主永遠默默地隨時維持相通的結盟關係。

今日的勞工是在勞工過剩的世界從事勞動。
他們無法靠著在勞動市場裡運用協商權來爭取更多的成長利益，因此除了投入政治別無多少選擇。

由於稀少性對經濟報酬的分配影響至巨，數位革命引發的勞工過剩，不可避免會造成重大的政治後果。